甚至可能会破产的更快！
“什么？”
袁家骝惊讶道：
“这怎么可能？”
“开辟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新路径，这个在科学理论上是可行的通路，可能会取得突破，但最终还是走不通的。原因很简单——苏联严重缺乏与先进技术相配套的市场应用场景。
哪怕是他的芯片可能更高效，但搞出来以后干什么用呢？而苏联的民用市场太小了，这东西做出来以后根本不偿失的，还不能进入市场。在过度关注军事生产的情况下，民用产品总是放到最后的，而且，如果是一种先进的玩意，军方会立即要求对其进行保密，禁止其进入民用市场。
在苏联，高科技永远是一个需要拨款供养的“科研杂技”。等到这套输血体系无以为继的时候，它也就寿终正寝了，甚至破产的比“山寨式研发”还要早。”
站在历史巨人肩膀上的李毅安，对苏联人的心态简直了解到了极致，他轻声说道：
“再就是年轻的苏联学生并不追求电气工程学位，他们想成为部长那样的人，即一个官僚，而不是设计新产品。他们设计新产品的动力，是获得上级的赏识，从技术人员，变成技术官僚，甚至职业官僚，因为这是技术人员最好的回报。当他们成为官僚时，个人研究也就停止了。”
这正是苏联从始至终都无法摆脱的问题，为什么科罗廖夫伟大？
就是因为他平衡了两者关系的同时，把精力专注于研究上，当然，这也和赫鲁晓夫对他的全力支持有直接关系。玉米帝是一个大老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对科学家是极其尊重的，但也就是他而已。
但只有一个科罗廖夫能够平衡两者，在大多数时候，当一名技术人员成为官僚后，也就是官僚了，这样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更要命的的是，还有一些职业政客们对科研一窍不通，却精于钻营，对于不愿和其同流合污的人才极尽排挤打击之能事，而对溜须拍马的人则一路绿灯。
“而在我们这里，技术人员的发明创新是以财富作为的回报的，新发明投入市场后，会给个人带来的难以想象的财富，但是发明很快会被市场淘汰，想要的继续获得回报，就必须不断的推出新的创新发明。
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决定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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