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面对贵族时应对不力，各个苏丹国，也很难说得到了多少民心。
当年，凭借各种新政策，德里苏丹国一度得到了大批印度人的认可，因此很快站稳脚跟。但后来，随着国家愈发混乱，苏丹们开始盲目索取财富，导致突厥军人和印度本地头人的互信，开始出现严重裂痕。
在这些突厥系国家里，基层控制基本靠包税，印度的各个苏丹国也是如此。而且，因为突厥军人不太“接地气”，大批包税人岗位，都还是被征服的印度人在担当。
比如在孟加拉，就存在一个叫做“柴明达尔”的群体。这个词的意思是“土地拥有者”，在13世纪，孟加拉刚刚被征服的时候，指的是那些偏远地区，尚未被苏丹直接控制的地方，所残存的印度本地王公。他们名义上服从苏丹，称臣纳贡。而苏丹在面对这些地区的时候，也并没有他们吹嘘的那么宗教狂热，反而十分实用主义，乐于许诺保证他们的半独立地位，换取臣服。这个群体，就因此保全了下来。
等到苏丹国开始越发正规化，需要更多人执行行政命令，尤其是税收的安排。因此，更多印度人逐渐被吸纳进苏丹的统治体系，成为基层的领主，负责给苏丹和其他大贵族们提供税收。这些人同样被称为“柴明达尔”。
这个进程，在各地进度不一。孟加拉地区，因为突厥军人数量更少而且身居高位，因此是这种制度最为普遍的地方。然而，随着战争的愈发频繁，以及苏丹和高等级贾吉尔达尔越来越大的财政需求，下层领主的负担，也开始沉重了起来。
与德里苏丹国的瓦解几乎同时，在孟加拉和比哈尔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起义。不过这些农民的骨干，不是中原意义上的那种自耕农，而是管理村庄的柴明达尔们。
上层领主对于税收的要求，已经高到了超乎实际的地步。包税人别说赚钱了，连交够额度、维持管理，都十分困难。而且，波斯化的高效管理下，下层领主很难像以往那样，把一些负担糊弄过去。在负担比较重的地方，包税人难以适应急剧增加的要求，甚至开始大批破产。发现这种情况之后，苏丹和大军头们，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趁机煽风点火，试图借助这种方式，把那些自己看不顺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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