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执政末期，尚能以五铢钱卖官鬻爵，一官百万千万，丰年时期的米价，一石不过二三十钱。
自董卓违反经济规律，大铸小钱劣币以来，五铢钱信用走向崩坏。
加上三十余年战乱，五铢钱为主导的货币经济几近崩塌，百万钱尚不能买一石米。
而这种情况，尤其在战乱连年的北方最为严重，货物交易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
布帛、丝绸、粮食，这些本身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便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职能，百姓交易，或以粟米换盐铁，或以布匹换陶器。
这种以物易物的形式弊端极大。
其一便是实物笨重，储运不便。
欲购一牛，或需驱车数乘，载粮数十石，光是运输成本便何其之巨？
如此一来，远距离的商品贸易囿于成本问题，几乎废止。
其中最大的受害者，自然便是最贫苦的底层百姓。
百姓能产出什么？
无非粮、布二物。
但他们需要铁，需要盐，需要向朝廷上交算赋口赋，也即人头税，还需向地主上交田租。
实物难以分割，百姓间的需求难以重合。
一个农夫想用自己织的一匹布，换一把新的铁锄，在健康的货币经济下，可以把布卖掉换成钱，再用钱去买锄头。
但在以物易物的大环境下，他必须找到一个恰好需要布、同时又有多余铁锄的工匠，而这种需求的重合极难实现。
于是，他便只能将自己的布匹卖给本地的豪强商贾，定价权完全把控在豪强商贾手中。
一石粟米，一匹绢布，豪强收购的定价就是粗盐三升，劣锄一把，两者间的价值完全不对等，你或许能不用铁锄，你还能不吃盐吗？
没有钱币流通，远距离的市场贸易几乎停止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只能与本地特定的豪强劣绅进行交换，便只能任人宰割。
百姓生产劳作的成果，无法换来同等价值的回报，便会直接打击百姓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积极性，所谓谷贱伤农便是如此。
这严重阻碍了民生的恢复，百姓麻木，只求养活自己便罢，不会再去想更远的规划。
如是，一旦遇到荒年，家无余米余帛，便开始卖儿鬻女，进一步加快平民百姓的破产，使得世家豪强的土地、人口兼并更加明目张胆，到了完全不可遏制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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