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徽感觉这五方上帝的『真经』，其实也在贯彻着斐潜的一个观念，就是只要真正的经学，而不是那些后人假借前人之名杜撰的东西。
前人做前人的经，后人写后人的书，说起来本来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后人非要牵扯到了前人，并且以前人的经文作为后来者的标准，或是背书，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新作没问题，其实就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
华夏前进的思想，应该年年都如新开的花一般的灿烂，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就如古花一样的苍老。
古文经的诞生，和今文经隔了一代人。
而且司马徽如今发现，古文经其实有三批，或者说是三个版本。
甚至可能还有更多的版本……
也就是从孝文皇帝，到了孝景皇帝。
司马徽之前为什么觉得古文经是真的，主要是因为古文经一个是在孔氏府内被发现的，另外一个是刘余这个人据说是从小有口吃，好声色，养狗马，没有争帝位的能力，也就不存在利用古文经来争功了……
鲁恭王所得，或许应该是真的，但是那些书籍，并没有什么后续的动静，便是无所踪了。
司马徽一度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惜，但是现在想起来，在可惜之外，就多了几分的可疑。
毕竟以常理推之，既是鲁恭王坏孔宅所得书，似乎此本就不应有孔安国家人再献之事。孔安国所谓家藏本和鲁恭王的孔壁本，很可能并不是同一个。
孔安国的古文经，应该是第二版。
孔安国的版本，是『古以今之』，也就是用今文的方式去解读了古文。所以虽然名义上称之为古文，但是实际上有可能并非真的完全是古文。
那么第一版应该在谁手中呢？
司马徽觉得应该是在刘歆手里，刘歆是淮南王刘向的儿子。而刘向的父亲是刘德，刘德又是刘余的兄长，所以如果说鲁恭王刘余获得了藏书，然后作为一个喜好走狗飞鹰，声色美女的家伙来说，将书籍送出去给自家兄弟之中喜欢这些经书的人，似乎才是一个合乎常理的推断。
刘歆对当时的博士只传授今文经，不传授古文经非常不满。于是上书汉哀帝，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燹书之后新编的经书，和古文《尚书》相比根本就残缺不全。请求立古文经《毛诗》、《左传》、《礼》等古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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