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问，不管是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唯一的一点区别就是，也是本质的区别，华夏的商人和西方的商人在政治层面上的权柄不同。
或许是因为齐国田和秦国吕的原因，在春秋战国之后的华夏之中，对于商人是非常防备，甚至是严厉管制的。
再加上西方行社或者说商会，是在城邦建立伊始就产生，是平民从业者对抗城邦贵族的一种组织。而东方则是在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为了补偿统治模式而兴盛起来。二者产生的时机与动机截然不同，而且古代中国还有一个统治的根本法，那就是编户齐民。民众们首先是在籍之民，然后才根据自身的需求，加入或是参与某个商会、行社，是一种职业，不是阶层。
当然，行会当中也不仅是商人，也有手工业者的行会，只不过斐潜当下将手工业者从商会里面独立了出来，成为了大考工。
大考工之下的工匠体系，也不是就等同于所有的手工业者。
简单来说，就是工匠可以是手工业者，但是手工业者未必是工匠。工匠更多的是专研和传承，而手工业者主要是为了销售产品来养家糊口。
一般的手工业者并没有加入什么行会，也不在大考工的范畴之内，只是在社会当中充当普通的生产者，产出商品参与交易和流通。
现在的问题是钱会骚人。
钱多了，人就骚。
在商人还是比较小规模的时候，行商的目的往往只是养家糊口，但是每个人吃穿用度都是有一定限制的，当商人盈利的规模超出了其吃穿用度花费的时候，必然就有存留，而存留的越多，这些钱财就会明里暗里的吞噬着商人的心，骚动着灵魂。
斐潜目光缓缓的扫过在下首的这些代表了大汉当下商界的人物。
汉代的物资并非是像后世那么丰富，因此大量的钱财并不能获取像是后世那么丰富的物质享受，所以很自然的，这些人就像是遇到了资本瓶颈一样，在尝试着突破。
权柄是唯一的，所有人都想要。
但是在获取权柄的途径，每个人的选择却有所不同。就像是当下在大汉商会成立之后，这些人因为有了话语权，然后就把这个话语权当成了自己的权柄。
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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