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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义理史学，应该说是史观。”
“它在论史之时，以纲常义理为先，地位从属于经学。”
“实证史学，则更注重史料。”
“首先要辨析史料，寻找它的源头，确定史料真伪。”
“然后再根据史料，得出相应观点，独立于经学之外。”
“如此你们说说，史观和史料，哪一个更重要些？”
这种问题，后世都没有定论。史观派和史料派，争论了一百年多年。
在大明同样如此，支持义理史学的，以春秋大义论证史观的重要。
支持实证史学的，则抓住义理史学剪裁编造史料的错误不放。
朱由检听双方争论许久，最终下结论道：
“史观和史料密不可分，无论哪一点都不可或缺。”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唯有分辨出真实的史料，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历史研究要唯真求实，没有什么禁区。”
这个说法，明显是说史料更重要，钱谦益等实证史学的支持者，顿时眉开眼笑。
义理史学的支持者刚要继续争，便又听皇帝说道：
“历史研究是没有什么禁区的，但是对外传播，却要遵守纪律。”
“例如《竹书纪年》，无论是真是伪，它都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有关它的研究，要慎重传播出去。”
“否则就可能坏了人心，导致天下不稳。”
“这类史书，是不能随意传播的，只有翰林院相关人员，方能查阅交流。”
这个说法，得到群臣的一致拥护。
《竹书纪年》对儒家的杀伤力太大了，任何儒家学子都不希望它广泛传播。
研究它的文章自然也要封存，埋在故纸堆里。
朱由检以此为例，继续道：
“还有边疆四夷的史书，同样也不能随意传播。”
“这些书有的颂扬割据分裂，有的则站在夷狄的立场上，不合华夷之辨。”
“大一统、尊王攘夷、华夷之辨，这些都属于春秋大义。”
“符合春秋大义的史书，方能传播出去。”
如此也算是部分承认了义理史学，刘宗周道：
“春秋大义，昌大一统、重华夷之辩、明夷夏之防，应当人所共尊。”
“臣以为研究历史当以春秋大义为先，不合者完全抛弃。”
想把义理史观的重要性，抬到实证史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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