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他举例道：
“例如，某年某月，张三弑杀主人。”
“这件事如果有载入历史的价值，那是必须要记的，相关新闻媒体也要报道出去。”
“但是张三怎么杀的主人、用的什么凶器、杀人后又如何处理尸体、如何隐瞒行迹……”
“这些都不需要详写了，可以适当隐晦，避免有人模仿犯罪。”
“此为惩恶劝善，有利于社会安稳。”
这个提法，让群臣耳目一新，纷纷赞同皇帝。
显然，在关乎自身安全的问题上，他们是很关心的。
刚才对皇帝的一致反对，也比不上这种切身问题。
他们都认同这是春秋笔法，史书记载、报纸报道，都应该这么写。
与之相比，《三朝要典》就是反例了，因为它不是春秋笔法，而是对史料有取舍地剪裁。
倪元璐道：
“《三朝要典》之恶，便是不直书而加论断，甚至矫诬先帝、伪撰宸篇。”
“此等做法，完全是以权屈笔，臣以为必须禁毁。”
朱由检点头赞同道：
“《三朝要典》，确实应当禁毁。”
“朕已命诸位大臣编纂《三朝纪事》，所有内容以原始资料为主，不可遗漏、篡改。”
“如此才是治史的态度，而非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对史料进行剪裁。”
“这种源自宋儒的治史办法，应该尽皆摒弃。”
“为了合乎经书中的伦理纲常、就剪裁甚至编造历史资料的行为，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
把矛头对准了义理史学，想要把宋儒留下来的治史办法全部推翻。(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