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方符合三从四德。”
向皇帝阐述《大戴礼记》上有关女子的文字，还有所谓的“七去”、“三不去”——
显然，他从刘宗周引经据典说服皇帝受到了启发，同样开始掉书袋。
——
朱由检听得有些头疼，认识到自己引经据典重制礼乐的缺点。
之前群臣没适应的时候，他能轻易引用古人的言语，用以说服群臣。
但是在群臣适应后，就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争论。
如果继续争论下去，估计以后的朝会，有可能变成辩经大会——
今日争论三从四德、明日争论贞节牌坊……重制礼乐的任何措施，都需要一条一条辩论。
不愿这样一点一点纠缠的朱由检，开始考虑用新的办法，一股脑儿地解决这个问题：
『想推翻三从四德等糟粕，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根源着手。』
『要用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
打算建立一套新体系，把自己认为的糟粕全丢去。
看着自己在学术上寄予厚望的刘宗周、钱谦益、张溥三人，朱由检道：
“古人遗留下来的典籍，多有错讹之处，需要标点校对。”
“刘先生奉命编撰《崇祯大典》经部，但是经典的点校，需要更慎重些。争取点校出天下人都认同的典籍，尽量减少争议。”
“注释也要点校，融汇各家思想修缮。”
“刘先生、钱先生、张先生，你们负责这件事。”
“必须三人一致同意，方能确定四书五经的点校本和注释。”
“这些书籍就是大明的科举教材，除此之外的经典，作为参考而已。”
把《大戴礼记》直接排除在外，不认可它的地位——
大明科举使用的《礼记》，是《小戴礼记》。
朱由检命刘宗周编撰的《礼经正义》还未完成，但是已初步定为新三礼、旧三礼。
其中，新三礼是大明的三大礼法。旧三礼则取自《礼记》《仪礼》《周礼》这三礼。
《大戴礼记》不在其中，最多在编撰时撷取一些而已。
“三从之道”，明显就不可能被撷取，只能作为参考观点之一。
陈继儒消息灵通，对刘宗周编撰礼经的事情有所耳闻。听到皇帝明确把四书五经之外的典籍列为参考，他一时间惊得目瞪口呆——
没想到皇帝直接就掀桌子，根本不和自己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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