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有没官田，所以赋税重。其他地方的赋税，应该像国初那样定为苏州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一。”
太府寺卿董应举也说道：
“《旧唐书》曰：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四升。秋税，上田亩五升，下田三升。”
“若是参考唐朝的两税法实行一税制，上田应该征收一斗一升、下田则是七升。”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朝堂大臣按照出身籍贯，对此激烈争论。
此时朱由检只能庆幸，苏松江浙人不准任户部官的规定一直在严格执行，否则苏松的人在朝堂上，会和其他人吵翻天。
最终，韩爌跳出来和稀泥道：
“臣以为除了苏松二地和官田之外，南方其他民田平均赋税可降至二斗。”
“北方则降至一斗五升，临近边塞的降为一斗，塞外苦寒之地降为五升。”
“如此国用可足，百姓负担也轻。”
南方官员对此仍有不满，朱由检则问他道：
“这样国用可足吗？”
“韩学士有没有算过，能够征收多少呢？”
韩爌当然算过，说道：
“此次清丈田亩极为严格，臣估算按新制度量衡大约能清丈出八百万顷，超过国初的八百五十万顷。”
“以南北田土各半、南方四百万顷估算，四亿亩每亩征二斗，就是八千万石。”
“按照地方存留四成估算，有四千八百万石能够解运朝廷。如果储藏运输损耗两成的话，那就能运到京城三千八百四十万石，满足朝廷和京边各军、包括辽东军队所需。”
这是只计算南方就能收到的赋税，朱由检闻言非常满意。
但是南方官员就很不满了，责问道：
“怎么只算南方，就不算北方呢？”
“南方四百万顷，北方也不少于此数。”
韩爌向他们解释道：
“北方如今多灾，陕西、山西现在都是全部留存，还需要朝廷运粮救灾、支付军费。”
“河南盗匪遍地，很可能步山陕两省后尘。剩下的北直隶和山东也多有地方遭灾，很难说能提供多少赋税。”
这就是大明的现状，北方已经很难向朝廷提供赋税，只能依靠南方。
所以朱由检在张溥闹出事后，就尽可能地提供支持，让奴婢打击大户，在南方实行新税法，多征收些赋税。
他和韩爌、毕自严等人都是这样打算，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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