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华盛顿特区，清晨六点四十分。
亨利·保尔森站在财政部大楼七层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手里端着一杯早已凉透的咖啡。窗外，国会山的穹顶在晨曦中泛着暗淡的光，像一头沉睡巨兽的背脊。今天，这头巨兽将决定七千亿美元……或者说，整个美国金融体系的命运。
桌上摊开着那份修改了十七版的TARP草案，纸张边缘被他翻得起了毛边。
昨夜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的紧急会议持续到凌晨三点，那个顽固的老派保守党人仍然坚持市场的问题应该由市场解决，仿佛看不见信贷市场已经冻结，看不见货币基金正在经历挤兑，看不见实体经济这台机器正因缺乏润滑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部长，车子准备好了。”秘书轻声提醒。
保尔森放下咖啡杯，最后整理了一下领带。深蓝色西装，白色衬衫，红色领带，标准的危机时刻着装，既庄重又能传递紧迫感。他需要让那些议员们看到，这不是普通的政治博弈，这是一场战争。
车子驶向国会山的路上，保尔森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
晨跑的人们，送孩子上学的父母，开门营业的咖啡馆……普通人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并不知道，今天国会山的投票结果，将深刻影响他们未来的工作、房贷、养老金，甚至早餐桌上牛奶的价格。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一条来自李安然的加密信息，“纽约时间上午十点，无论投票结果如何，第一批两百亿美元将按计划入场。但若否决，第二批资金将冻结。祝好运，亨利。”
保尔森盯着那行字，手指在屏幕上方停留了几秒，最终没有回复。他不需要李安然的好运祝福，他需要的是国会山的理智。但理智这玩意……在选举年和愤怒的民意面前，往往是第一个被牺牲的东西。
上午九点，众议院议长老妖婆南希敲下木槌，会议开始。
保尔森坐在证人席上，面前是密密麻麻的议员面孔。他能看到愤怒，看到怀疑，看到各种龌蹉算计，唯独看不到对即将来临的经济灾难的清醒认知。
“保尔森部长……”来自俄亥俄州的驴党议员首先发难，“七千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要承担六千美元的债务，去拯救那些年薪千万的华尔街高管，去拯救那些用有毒资产毒害全世界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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