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采访如期进行。
这一天，化身成张扬的清晏来到看守所，在会见室里见到了王斌余。他穿着橙色的看守所马甲，双手戴着冰冷的手铐，脚踝上的脚镣随着脚步拖在地上，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行动格外迟缓。
清晏穿着一身合体的浅灰色西装，头发打理得十分整齐。
两人落座后，清晏看向王斌余，目光平静温和。
“王先生，您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张扬，今天来想和您聊聊。”
王斌余眼中满是麻木与疲惫，他淡淡地说：“有什么好聊的，我就是个杀人犯，等着被枪毙的人。”
清晏微微一笑，轻声道：“我知道您的遭遇，也了解您的苦衷，我只是想听您讲讲您的故事，从您的角度。”
王斌余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回忆着过往的种种，然后缓缓开口：“我出生在广西一个小山村，7岁那年妈妈就去世了，家里生活困难，一家3口人挤在一个大炕上。这几年用打工的钱，才在土房边盖了几间砖房，可是因为钱不够，新房的门窗到现在还没装上。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我边上学还边干农活，在家里要做饭、照顾弟弟，小学四年级时我就辍学在家。我一直想让弟弟上学，可我爸说他自己不识字不也活得好好的，更何况家里没有钱。弟弟二年级也辍学了。在家里，我觉得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猫一样，总想逃出去看看。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改变命运，为自己争口气。我17岁就开始到外地打工。随后几年又辗转各地，在建筑行业打工，也蹬过三轮车。刚开始干建筑活时，一天工资11.5元，扣除4元伙食费，最后可以拿7.5元。后来，弟弟也来干活了，他一天拿5元。我们吃的是土豆、白菜加面，啥菜便宜就买啥，住在用木板支起来的大通铺上，几十个人挤一间。有一年春天，我在2米多高的地方打钢筋，掉到了下面7米多深的井里，都是稀泥巴，差点淹死。后来大家把我拉上去了，我总算逃过一死，却大病一场，老板不给我看病，只给了几片感冒药。2091年8月起，我一直跟着包工头陈继伟干活，他揽的都是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在昆明一家电厂做保温工时，一天27元。保温用的玻璃纤维扎得人浑身起红疙瘩，我们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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