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lz医生比我想象中更加温和，脸上带着温暖的笑意，她带着我在窗边的沙发上坐下，让护士给我倒了一杯热茶，又坐在我对面，轻声开口，“下午好，Artemis博士。很开心，今天您能来。”
我坐下的时候，双手下意识地交叠放在膝上，背挺得很直，Schulz医生果断注意到了这一点，对我笑笑，声音更轻柔了，“教授，您可以放松一点。您不是生了重病，这更不是博士论文答辩或考核，您可以把这当作一次，朋友间的对话。您想要用点下午茶吗？”
“谢谢医生，不用。”我笑笑，放松了一点，“我喝茶就可以。”
Schulz医生看了我预约时的自述病例，对我说：“教授，别担心，从您自述的情况看，您并没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只是有焦虑症状和失眠。但是，我们还需要获得更多信息，也需要做一点小检查，如果您觉得不舒服，可以随时停下。”
“好的。”我点头，捧着茶杯，向Schulz医生叙述我的病情。
我的语气很冷静，似乎只是，讲述旁人的故事。我告诉她我的家庭结构，成长环境，性别偏好，曾经施加在我身上的暴力，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那些我已经在脑中复述过无数遍的内容，像论文摘要一样，被拆解、归类、陈述。
直到我讲到“在我二十一岁之前，或者说，更准确一点，在我博士毕业之前，”我停了一下，带了点自嘲，“我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因为我有多热爱它。”
Schulz医生的笔停住了，看着我点点头，示意我接着往下说。
“刻苦学习、出国、读天体物理，”我继续说，“这些听起来像是主动选择，但实际上，只是一种逃离手段。我只有足够优秀，才能出国，才能在德国留下来，才能赚钱养活自己，才能…彻底逃离他们。”
我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冷静了，可说到这里，我却发现，我还是很难过。
“现在我二十九岁了，”我看着窗外的光影，苏黎世湖面还是那么平静，偶尔飞过的几只天鹅都让人羡慕，“我和我的生物学父母已经断绝了联系，但我还是会反复做同一个梦。”
Schulz医生轻声问：“什么样的梦？”
“他们找到我。”我回答，“在京都，在慕尼黑。他们来到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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