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说：
“梦得，这长安城，已经不是咱们当年的长安城了。”
刘禹锡说：
“我知道。”
“那些人，不是咱们认识的那些人了。”
“我知道。”
“你打算怎么办？你是要忍，还是要，”
刘禹锡打断他：
“子厚，你这几年，在永州写了多少诗？”
“几百首吧。”
“我也写了几百首，我在朗州的每一天，除了种地砍柴，就是写诗。”
“你知道我为什么写那么多吗？”
柳宗元摇摇头。
“因为我不写的话，我就只能想长安。”
“我想长安就会难受，难受就会恨，恨就会变成他们那种人。”
“我不想变成他们那种人，所以我写诗，写朗州的山水，写江上的渔夫，写山里的樵夫，写我的娘子，写我的女儿。”
“我把这些写下来，我就能记住，我不是来朗州受罪的，我是来朗州活的。”
“既然是活的，我就要活出个样子来。”
张卫国听到这番话的时候，正站在刘禹锡的窗外。
他这次的身份，是刘禹锡借住那处宅子的看门老仆。
原来的老仆回乡探亲，他托人介绍，顶了这个缺。
他每天的工作是扫院子、烧水、看门。但这份工作最大的好处是，他可以听。
听刘禹锡跟朋友聊天，听他在院子里踱步时自言自语，听他晚上在灯下写诗时笔在纸上沙沙的声音。
他听到刘禹锡在朗州的那九年只总结出一句活出个样子来，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不是心疼，是明白了。
明白为什么这个人在朗州那种地方还能种桃花、写竹枝词。
因为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去受罪的。他觉得自己在那儿是去活的。
人只有觉得是在活，才不会疯。
几天后，柳宗元又来了一趟。
这回他带来一个消息：朝廷打算给他们这些被召回的贬官重新安排职务。
“可能会留我们在京城做郎官。”
柳宗元说。
“那好啊。”
刘禹锡说。
“但也有可能，再贬回去。”
刘禹锡沉默了一会儿。
“贬回去就贬回去，大不了再种九年桃树。”
张卫国在院子里扫地，听到这句话，扫帚停了。
他想起苏轼在海南的时候，说过一句差不多的话。
那时候有人问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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