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魏郡决口，改道山东利津入海（东汉至唐河道）；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商胡决口，北流至天津入海（黄河北派）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杜充掘堤阻金兵，黄河夺淮入海，开始了五百年南流；
明弘治七年（1494年），刘大夏筑‘太行堤’固道，黄河全流夺淮。
除了这五次大改道外，局部的改道多达二十余次。
总得算下来，直接和间接死在黄河决堤之下的百姓至少千万以上，如北宋熙宁十年澶州决口，溺毙军民数十万，南宋建炎二年杜充掘堤阻金兵，淮北民十不存一；
元至正四年白茅决口，引发元末民变，饥疫死者百万；
粮食淹没损失粮食至少十亿石，赈灾支出白银高达两亿两以上，漕运与商业中断至少损失五千万两以上。
若是算上因此引发的瘟疫、流民、战乱等损失，这个数量还要再翻上一倍。
而这些宋元明三朝至少占了七成以上。
这些数据和史书的记载，崇祯至少翻了三五十遍了，每看一次都是头皮发麻一次。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元朝放任河患，二是工程不足，三是黄土高原垦殖加剧，导致黄河泥沙淤积。
而历朝历代治理黄河都是治标不治本，先秦至汉代以堵为主，修筑堤防；
唐宋时期分流与漕运兼顾，以分流为主；
元明时期以束水攻沙与堤防体系为主，完善堤防体系，增设减水坝，过度依赖工程手段，上游水土流失加剧，但泥沙问题未解。
崇祯总结出三点，一是认知有限，从历代史书的记载中看出，大部分都是仅知‘黄河水浊’，但未科学理解黄土高原侵蚀与植被的关系。
北宋沈括倒是在《梦溪笔谈》中指出黄土高原‘泥沙之患’，但也没有意识到泥沙和植被的关系，因为他并没有提出植树造林或者退耕还林的建议。
二是社会与经济制约，明朝时期湖广填陕西，黄土高原垦殖加剧，农民毁林开荒，朝廷难以禁止；
其次则是西北百姓依赖砍伐灌木、剥树皮为生，这是燃料上的需求。
三是政策执行困难，地方官吏短视，植树收益周期长，不如修堤政绩明显，且产权模糊，公有山林缺乏管理，私人造林积极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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