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争贡之役，日本人在浙江内陆厮杀、焚掠，朝廷的第一反应是倭人桀骜凶残，通商必扰内地，市舶一开，沿海永无宁日。
二是重农抑商，厌恶海上商贸的根本逻辑，大明立国根基是小农经济加里甲户籍：
朝廷只想百姓困在土地上种田、纳粮、当差，海上经商、出海谋生，会脱离户籍、游离官府管控；
商人暴富、民间流动大，在文官眼里败坏民风、动摇国本。
三是防内外勾结，朝廷最怕的三件事：
沿海大户私下勾结扶桑、葡萄牙人，走私集团做大，拥船拥兵，割据海岛，海商和地方官绅联姻抱团，架空官府、挑战统治。
所以最简单粗暴办法是彻底封海，片板不许下海。
四是朝贡体系逻辑，只许朝贡贸易，不许民间自由贸易，
朝廷只承认外国乖乖称臣进贡，朝廷赏赐回礼，绝不允许民间私自和外国平等通商。
罢市舶，就是卡死民间外贸，只留可控的朝贡渠道。
当然，这么做，依旧是官员集团的走私暴利以及朝廷掌控海贸暴利的驱使；”
说到这里，崇祯眼中的冷意更深了几分：“朝廷难道不知道罢互市、严海禁，会激怒对方、矛盾扩大吗？
答案肯定的，但他们在侥幸、固执、短视等多种因素下依旧做出了这种愚蠢的决定。
第一是侥幸，朝廷和大臣们以为封锁能逼对方屈服，
朝堂普遍判断蒙古缺粮缺布，封锁几年自然困死、低头称臣；
倭人失去通商门路，无利可图自然不来。
但是他们高估了自己封锁能力，低估了对方求生本能，你断我生路，我就只能抢。
他们也不想想四处互市一年的马匹在一万五千匹左右，按照市价差不多值十二万两，若是购买食盐、布匹、茶叶等够数十万人一年的需求。
而三处市舶司一年交易额两百万两，商税什么的相对大明一整年的赋税等可以忽略不计，
可这两百万两背后是直接就业的港口、船工、水手、市舶相关的二三十万人，间接就业的诸如手工业、运输、商贩、家属等五十至八十万人，合计百万人的饭碗。
你让几十万蒙古人吃不上盐茶，让百万百姓丢了饭碗，他们能不找活路吗？能封锁的住吗？
第二是固执，文官集团极强的道统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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