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八年初冬，宋国公萧瑀致仕，带领家眷仆从返回江南，宣告着一个时代的落幕。
大业十三年，群雄逐鹿的烽火燃遍神州，大隋帝国摇摇欲坠，高祖皇帝雄踞太远、虎视天下，在几个儿子的劝谏之下决定起兵反隋。七月初五，高祖皇帝自率三万甲士誓师，打起“志在尊隋”的旗号，进军长安，于是“雄断英谟，从此遂定”。
同年冬，秦王李世民率兵西进攻伐薛举，途中至河池，当时被贬斥为河池太守的萧瑀以家宴相待，得李世民劝说，遂将河池一地之兵马钱粮悉数相赠，自己则携带家眷奔赴奔赴长安，投奔高祖李渊。
高祖皇帝喜而相迎，设宴款待，授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民部尚书……
自此，萧瑀在大唐帝国稳居中枢，即便在贞观一朝屡次遭受贬斥、撤职，却又都能在不久之后官复原职，始终居于中枢权力之列，屹立不倒。
可以说，自大唐立国开始，萧瑀代表的便是那一股一直延续至今的势力，而在贞观之后、新皇登基的第一年，萧瑀便辞官致仕、归隐田园，也意味着开国至今延续的一个时代彻底告终。
新皇，新政，新时代。
帝国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一切障碍，无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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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房玄龄致仕、岑文本病故、萧瑀隐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刘洎、许敬宗、马周、崔敦礼等新人上位，帝国中枢权力的交接在震荡兵戈之中完成，对于以往政务之中的积弊也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由上至下，日新月异。
而在朝廷一系列轰轰烈烈新政改革之中，帝王腹心、“仁和”功勋之首的房俊却很是低调，除去在组建左右金吾卫的过程之中偶尔露面之外，甚少见其参与其中。
这也是房俊抓军权、放政务的策略，同时得到李承乾的默许。
君终究是君，再是性格软弱也还是君，登基御极、君临天下，皇权是不可触碰之底线，纵然房俊有扶保之情、再造之恩，也绝不能践踏底线危及皇权，只要房俊一日不想篡位登基，就不得不在军权与政务之间做出取舍，否则若是两手都要抓、且两手都要硬，只能与李承乾产生隔阂、君臣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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