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室文臣皆是脸色凝重。
他们太清楚“钱”背后的权力有多么锋利——那是能砸碎一切陈规的重锤，是能冲垮所有制衡的洪水。
当皇帝不再需要仰仗士绅的钱粮支持，不再需要看他们的脸色才能调动粮草、征发徭役，所谓的“舆论”便成了无人当真的空谈，他们笔下的“民声”再也吓不住深宫的帝王；所谓的“礼制”也成了可破的束缚，“祖制不可违”的呐喊在白银堆成的高墙前，连一丝回音都荡不起来；所谓的“规矩”更是成了可笑的枷锁，他们靠着科举、门第、乡党筑起的壁垒，在源源不断的国库收入面前，脆弱得像层窗户纸。
到那时，他们世代经营的权势、地位，都将如履薄冰。
江南大族靠着田产积攒的威望，会被朝廷直接发放的赈灾粮碾得粉碎；中枢要员靠着门生故吏织就的网络，会被皇帝用银子豢养的新官冲得七零八落；连他们最引以为傲的“话语权”，也会被军校里走出的军官、商路上发家的吏员抢得一干二净。
毕竟，当百姓能从朝廷手里领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谁还会在乎乡绅祠堂里的那块“功德碑”？当官吏能靠着军功、商绩升迁，谁还会捧着“座师”的帖子摇尾乞怜？
更可怕的是，一旦失去了“朝廷需要我们”的根基，他们平日里借着“教化”、“督办”之名侵占的田产、敛聚的财富，都可能变成扎眼的罪证。
皇帝手里有了钱，便有了底气清查土地、整顿吏治，到那时，抄家灭族的刀，或许就悬在每个人的头顶。
这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根基被一寸寸挖空，却无力阻拦的恐慌，比任何廷争失利都更让人窒息。
“所以啊，”詹徽喘了口气，眼神渐渐变得阴鸷，“不能让陛下就这么‘富’下去，更不能让那个胖殿下再替他敛财。咱们得想个法子，把这失衡的天平，重新扳回来。”
“否则，再过几年，这朝堂之上，怕是连咱们说话的地方都没有了。”
“更让人忧心的，还是那些武夫。”礼部主事陈敬之脸色发白，声音都有些发颤，“往日里，文臣掌印，武将带兵，好歹能相互制衡。”
“可如今呢？经营岭北，屯兵、筑城、屯田，桩桩件件都离不得沙场历练的将领，定然要倚重徐允恭这些勋贵后裔——他们父兄跟着陛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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