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专家说着轻轻咳嗽了一声，“这不是搞形式主义，而是对老一辈学者最基本的尊重。”
“当年他们在那个条件下做出判断，今天我们有更好的条件发现了新的证据，这很好，但我们不能一边享受着技术条件进步带来的红利，一边把前辈们在落后条件下的局限性当成他们的失误来批判。”
“秦老师已经不在了，但佟老师还在，韩老师还在，他们有没有看到今天这些新的证据？”
“他们对今天新提出的鉴定意见有没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跟他们沟通，让他们有机会发表意见，再做最终的结论？”
“这不光是程序问题，更是学术道义问题。”
周专家说完了，他的语调从头到尾都没有升高过半分，没有任何情绪化的表达，但每一个字都像一块分量十足的城砖，严丝合缝地砌进了他的立场里。
他没有说我不同意重新鉴定，也没有否定钱仲文和孙镜清的专业判断，但他用三个沉甸甸的“程序问题”筑起了一道不易逾越的逻辑防线。
这道防线和郑国栋之前筑起的那道“程序门槛”遥相呼应，但又有所不同——郑国栋的推诿是出于自保的本能，是夹在陈阳和上级领导之间的左右为难；而周专家的谨慎是出于一个考古人刻在骨子里的严谨，是对历史结论修正这件事本身抱有的、根深蒂固的敬畏和慎重。
他说完之后，朝郑国栋的方向微微点了点头，然后重新低下头去，开始整理自己面前的检测器材，不再多说一个字。
周专家的表态，虽然温和，但分量极重。
考古所的资深研究员，田野考古和出土文物断代的权威，他的话在江东省文物鉴定圈子里不是随便说说的。
周转金立场也绝非是简单的站队或拍马，考古人最怕的不是翻旧案，而是翻案过程中的草率和不规范，这是这个职业的天然属性决定的。
因此他的表态给郑国栋打了一针效果显著的强心剂，让原本已经被孙镜清、钱仲文和胡教授三人合力推向重新鉴定的天平，重新恢复了一种脆弱的平衡。
郑国栋的脊背比刚才挺直了几分，他的右手原本一直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的杯沿，听完周专家的发言之后，手指的动作停住了，然后端起了茶杯稳稳地喝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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