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骨缺损需要进入多学科讨论。第二，缺损怎么分型，影像学标准要统一。第三，在感染风险、软组织条件、病人年龄和功能需求不同的情况下，怎么选择保肢、关节融合、分期重建或者截肢。第四，围术期抗感染、血栓预防、康复和随访，最低做到什么程度。”
一位来自京城的专家皱了皱眉。
“张院，这里面有些问题，证据等级不高。尤其是复杂感染后的重建，随机对照研究基本没有。国际共识如果没有硬证据支撑，容易被人质疑是专家拍脑袋。”
“所以才要把方法摆在前面。”张凡说。
这次，负责方法学的不是骨科医生，而是一位从华山请来的循证医学教授。
她年纪不大，讲话却极利落。
“国际共识首先不是看专家名头，而是看过程是否透明。我们会建立独立的方法学小组，先完成系统检索和证据评价。中文、英文、日文资料都纳入，检索策略公开，文献筛选过程留痕。”
她停了停，继续说道：“能做荟萃分析的做荟萃分析，不能做的，就明确说明证据不足。每一条推荐意见都要标注证据质量和推荐强度。
强推荐必须有足够一致的证据支撑，弱推荐可以保留临床判断空间。对于完全缺乏高质量研究的问题，只能写成专家意见，不能披上证据的外衣。”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些。
这话听起来不激动，但真正做起来，等于先把各家医院最喜欢展示的独门经验压下去。
一位沪上关节专家笑了笑：“那我们这些人岂不是来当摆设的？”
“不是。”张凡也笑，“证据告诉我们已有的路走到了哪里，专家要解决的是路走不到的地方。但专家意见也要有规矩。不能谁嗓门大谁说了算。”
方法学教授接着说道：“我们准备采用改良德尔菲法。第一轮匿名问卷，所有核心问题逐条投票和留言。
达成百分之八十以上一致的，形成推荐意见。达不到的，说明争议点，补充证据后进入第二轮。每一轮都要公布分布，不公布具体姓名。最终会议只讨论有分歧的条目。”
“百分之八十？”有人问。
“这是国际上常用的门槛，不是绝对标准，但必须提前写进方案。不能讨论到一半，因为某个大专家不同意就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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