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技术手段阻挠，最终效果大打折扣。我考虑是否可以在法庭之外以和解的方式处理。不但可以大大提高效率，还可以一次性解决诸多难题。”
秦云东直言不讳地陈述自己的考量。
如果坚持完全通过公开的国际司法诉讼程序，来追索赃款、执行处罚，赫石资本必然会调动其全球顶级的法律团队，利用各国法律差异、程序漏洞，进行全方位的司法阻击和舆论反制。
东大很可能陷入一场耗时数年、耗资巨大、且最终只能取得象征性胜利。
而真正的蛀虫——那些隐藏在赫石资本交易记录背后的国内腐败分子——反而可能趁此机会，湮灭证据、转移资产、甚至潜逃海外。
所以，秦云东才考虑是否可以采用一种在法庭之外，以国家背书的形式达成战略性和解的方式。
这并非妥协，而是在确保达成核心任务的前提下，以战术灵活性换取战略主动权。
秦云东认为，可以放弃短期内难以到手的天价罚单等措施，换来赫石资本必须立即实质性合作。
只要他们交出证据，提供全球资产线索，以及配合对俞新岩等人的调查，其价值，可能远超一笔停留在纸面上的罚款。
而且，通过这种相对低调的处理，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打草惊蛇，为国内深挖调查赢得时间和空间。
秦云东冷静地把自己的逻辑清晰地传递过去，电话那头却是长久的沉默。
钟超凡不是优柔寡断之人，显然是在认真掂量秦云东这番话的每一个字。
秦云东汇报的内容不只是案件本身，而是涉及国家外交、经济、司法等多重利益的重大战略抉择。
良久，钟超凡的声音再次传来：
“云东同志，当前形势下，效率和时间确实至关重要。司法诉讼的不可控因素也很多。你这个思路，算是在原则性框架下，探索了一种解决跨国复杂案件的新路径。”
钟超凡虽然肯定了秦云东的思路，不过，兹事体大，涉及国家层面的问题也不是他能做出决定的。
他表示会把秦云东的完整报告和战略建议，向上级提交，由更高层面进行讨论和决策。
至于和赫石资本达成的备忘录，需要移交给相关部门推进，专案组还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追逃和追赃上。
秦云东很快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他也知道，正式谈判需要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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