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明对于天主教并不陌生，甚至说中国对于天主教并不陌生。唐代就有景教传入中国，和现在的所谓天主教有相似之处，前元时期更是一度在中国流行。
前元成为也里可温教，教皇派遣东来的圣方济各会士孟特戈维诺所传入，戈维诺在大都城中曾建有教堂两所，先后受洗礼的约有六千人。所有组成为左卫，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的阿速人都是天主教的信奉者，人数达三万。
甚至在当时，也里可温教取得了和佛、道一样的地位，为皇帝祷告祝寿。在中央设立崇福司，秩从二品，大量的教徒在前元的各级衙门任职。当时大都和泉州是教徒最多的地方，任平章政事﹑领崇福使的爱薛，镇江府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御史中丞马祖常等都是当时有名的也里可温教徒。
但是元朝灭亡之后，该教就逐渐消亡了。所以大明的重臣们并非对于这些传教士一无所知，相反，高拱、张居正等人对他们是有所了解的。
甚至于对他们的一些习俗等都是有所了解的，张居正就认为，传教必须禁止，因为这些传教士为了传教，往往会引起的大量人员的聚集，有可能被叛乱分子利用，从而造成对朝廷的威胁，因此必须得到最大程度的控制。在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中，天主教要求的弥撒、祷告、受洗等宗教活动在客观上要求大量信徒的聚集，这就令官员们对于传教活动极为警惕。
高拱也坚决反对传教，他说道：“陛下，且其徒众日繁，金钱符水，既足煽诱愚民;异教秘器，称天测象，又足以动士大夫好怪耽奇之听，其与白莲等逆贼，实难分辨。”
陈以勤更是极为激动，他对朱载坖说道：“陛下，传教之条，决不能允，华夷界限，从古甚严，左道惑人，法律最重，故以夷乱华，以邪乱正，实深人心世道之忧。稽考古圣人治世，教人惟有人伦，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何忽有所谓天主教者？此所谓歪理邪说，扇惑人心，为害甚巨也！”
同时，阁臣们还对于传教士的动机提出了质疑，这些传教士，不远万里，前往大明，到底有什么所图？仅仅是为了传教吗？阁臣们显然不相信这个理由，高拱就说道：“陛下，彼辈远涉重洋，进贡方物，所谋者绝非小也。若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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