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锡爵所提出的这些事情，朱载坖都是极为重视的，在大明稳定的外部环境之后，内忧就是朱载坖现在最关心的事情了，朋党一直是朱载坖所极为担心的事情，王锡爵提出此事，朱载坖自然也是极为看重的，朱载坖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朱载坖放手给王锡爵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锡爵认为对于现在的情况，首先应该是以重法绳之，矫正士风才行，现在大明的朋党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了，尽管朱载坖对于学术结党多次予以严厉打击，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明朋党依旧是在不断的发展之中的，主要就是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的影响，这点朱载坖也是很清楚的。
王锡爵认为，现在首先是要治标，先将这些风潮给遏制住，然后才能够徐徐图之，这点倒是得到了朱载坖的认同，现在必须将这种的结党乱政之风给刹住，避免因此影响朝廷施政，然后再想办法逐步加以解决。
王锡爵向朱载坖指出，大明律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主要是在歌功颂德罪名种规定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就是现任官员擅自立碑，第二就是上言大臣德政、奸党等罪名。
对于第一个内容，大明律的规定是：“凡现任官，实无政绩，辄自立碑建祠者，杖一百。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八十。受遣之人，各减一等。”
而在修订之后的大明律例集结之中则是这么规定的：“碑以纪功，祠以报功。必有功于民，去任之后民不能忘，而为之建立，可也。若方在任之时，纵有政迹，而民欲为之立碑建祠，当止之。况无政迹而自立自建者乎？故杖一百。遣人妄称已善，申请于上者，违道干誉之人也，故杖八十。受遣之人，各减一等，谓为其立碑建祠及申请者也。”
朱载坖对于这些动辄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东西是极为反感的，他在潜邸的时候，出巡苏松，就严厉惩治了当时的巡按御史周如斗为自己建立生祠的行为，在朱载坖即位之后，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朝廷上下对于此事保持了一个自觉，这些官员们不再自己搞这些东西了。
但是现在官员们也有的是办法来规避这些东西，因为大明律仅仅限定碑祠形式，而不能够概括其他形式的歌功颂德行为，也就给规避这条法律者以很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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