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刚刚立国，北元对于大明仍然构成极大的威胁，大明的绝大部分精力都要放在怎么对付北虏上，根本没有精力去对付这些所谓的海外小国，所以只要他们能够承认大明的正朔，对于当时的大明朝廷来说，采取这种政策是合理的。
毕竟当时大明才刚刚建立，百姓需要安定的环境来恢复生产，但是到了现在，这些政策已经不再适合大明了，这点不仅仅朱载坖很清楚，在坐的重臣和太子他们也是很清楚这点的，现在蒙古对于大明的威胁相对降低，而且海上贸易对于大明的重要性也增加了，所以再奉行太祖的所谓不征的策略显然已经是不行了。
事实上朱载坖早就打破了所谓的不征的限制了，对于倭国的用兵就是很显然的例子，虽然朱载坖用了一个相对说的过去的理由绕开了太祖的祖训，但是这些办法显然对于朝廷来说是比较麻烦的，因为朝廷做事情，也讲究个名正言顺，朝廷又不是麻匪，总不能明抢吧？
而且太祖的祖训毕竟是摆在这里的，朱载坖也不能够完全视而不见，所以朱载坖一面宣布恢复成祖时的政策，下诏南洋等海外诸国：““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加强大明在南洋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对于太祖皇帝的祖训也要做一定的修改。
朱载坖认为，除了有不征之外，也要有必征，也就是在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大明朝廷必须用兵，这点也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大明朝廷只有不征在限制自己，却无法限制、管理这些藩属，显然对于大明的宗藩体系是不利的，按照太祖皇帝的本意是：“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
但是这个为患毕竟比较模糊，无法判断到底哪些行为是为患中国，这点是朱载坖这次要明确的事情，朱载坖这次召集国务会议，就是要将内阁、军机处以及各部院重臣们一道，对于太祖皇帝的祖训加以解释完善，同时借由此事加强对于这些藩属的控制。
在朱载坖授意下，领班军机大臣徐渭在之前就拟定了必征诸条：第一，不顺王化，僭越谋逆者，必征；
第二，勾结匪类，为大明不利者，必征；
第三，阻塞商路，为害黎庶者，必征；
第四，私相战斗，不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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