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宗皇帝的大力整顿之下，参随冒功和参随制度本身都受到了严厉的打击，在嘉靖初年，尤其是在大礼议结束之后，世宗皇帝得以掌权，颁布了一系列的诏令，严格限制参随，世宗皇帝要求禁止各处参随报功。自成化以后，权贵子弟便时常以报效之名冒名参随。嘉靖八年，朝廷颁布上谕：“镇守等官参随多冒夺军功，请自今须本官亲履行阵，方许参随报功。”严厉打击参随报功。
而嘉靖十年开始，全面裁革镇、巡参随，今后军中不许奏带。首辅张璁上疏称：“迩来各边镇、巡等官奏带人多，冒滥名器，阻坏边功，莫此为甚，乞痛加裁革。”世宗皇帝予以同意，下达诏命革除参随，可以说在嘉靖初年，经过杨廷和、世宗和张璁等人的纠正，参随的上官、名目被迫发生了一些变化。打击了军功冒滥的行为。
但是到了嘉靖末年，由于世宗的怠政，以及南倭北虏交相侵逼，朝廷不得不多次派遣总督、经略等大员出镇，这些带有钦差性质的专阃大员出镇，导致参随再度泛滥起来，因为大明的钦差制度并不完善，各处钦差出于公务需求，不得不使用参随。
钦差出于公务所需，不得不使用参随。征伐将帅、镇守官、钦差内官以及钦差文官，皆是钦差性质，而在本朝，钦差不论是否久任，永远是一种差官，未有真正的公务下属。但是这些将帅镇守等，需要处理的事务又及其繁杂，分身乏术，以总兵为例，总兵出镇一方，位高权重，虽然有权节制都司卫所，但却没有专门的人员以佐助公务，而参随则可以帮助他们处理一些公务，在这种情况下，参随又得以死灰复燃。
朱载坖很清楚，参随之所以屡禁不止，还是有其原因的，从个人私心上来说，参随是一条社会流动和牟利的渠道，因而难以遏制。所谓牟利，一是参随可以提高社会地位，二是参随可以牟取权力、财物。参随可以提高社会地位。于权贵而言，参随是其后代、亲故授官升级的重要途径。为此，官员相互勾结，形成巨大的利益网络。在其庇护之下，参随急剧膨胀。对民众而言，成为参随，不仅意味着地位的提高，还能借此获功授官。参随是踏入武官集团的重要一环。
在本朝，权贵子弟成为武官，甚至世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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