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借王大臣之案，祸及高拱，幸得杨博、朱希孝等人的救援，才没有将高拱搞得灰头土脸的。
至于张居正本人，生时权势滔天，死后遭到清算，祸及子孙，而申时行虽然是小心翼翼，在文渊阁甘心当搅拌机，尚且不免于被天下所攻讦，而王锡爵不过是说了两句公道话，其一是：“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其二是对于这些科道言官，王锡爵认为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言官们听说后，引起公愤。纷纷上章弹劾，将此前旧账又都搬出。
而在王锡爵之后的内阁辅臣，比之申王尚且不如了，对于他们来说，从嘉靖以来的这些辅臣们的遭遇，已经能够说明问题的，忤逆皇帝的，不得好死，一意媚上的，一样不得好事，搞三还的，下台之后要被迫害，搞新政了，一个搞得时间短，黯然下台，差点被清算。
而另一个呢？搞得时间长，活着的时候自然是权势滔天，一时无两，而一旦身死，立马遭到清算，家破人亡，申时行兢兢业业的在文渊阁和稀泥，对于这些言官百般容忍，但是只要被抓到机会，即被劾罢，王锡爵只不过对于张居正报以同情，稍微说了两句公道话，就被科道群起而攻之，甚至连起复都要被这些言官们予以干扰。
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的阁臣们哪个敢锐意进取？哪个又敢去忤逆皇帝？忤逆皇帝的，杨廷和、夏言就是例子，想搞改革，锐意进取的，高拱、张居正就是例子，甚至首辅都不敢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毕竟申时行、王锡爵的现例子就摆在这里，内阁辅臣能够有什么作为？或者说他们敢有什么作为？去当下一个夏言、严嵩还是高拱、张居正？
所以朱载坖即位之后，对于阁部重臣，都是采取加以保全的措施，严嵩离任之时，朱载坖制止了徐阶对于严嵩的清算，而在徐阶当政和致仕之后，朱载坖虽然对于徐家投献田产之事予以了追究，但是还是保留了元辅重臣们体面，没有过分穷究此事，甚至在之后扶持徐家从地主变为了东南的纺织巨头，实现了从士绅地主到工场主的转变。
对于其余致仕的阁部重臣，朱载坖也从来没有过分的追究，一切以保全重臣体面，同时就是为重臣们留有后路，朱载坖很清楚，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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