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家犹难致之，而况其贫者空无升斗之积，而又病举火之难，朕甚悯之。州民方苦薪贵，一旦得煤以济晨夕，而窑工亦得以全家小，岂非善事？”
朱载坖将这次开放矿禁的主要种类限定在了煤炭上，因为煤炭是现在大明需求量最大的矿产，而且不仅仅是工业上有用，更是重要的民生物资，用大量的煤炭取代木柴，对于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不仅可以降低百姓的开支，也可以发展大明的采矿业，不过对于赋税问题，朱载坖并没有说死。
在朱载坖的上谕中说道：“开厂之例亦陆续增定，大抵听商民自为采取而官为监之，税其十分之二，其四分则发价官收，四分则听其流通贩运，或以一成抽课，其余尽数官买，或以三成抽课，其余听商自卖，亦有官发工本，招商承办，又有竟归官办者，其额有增减，价有重轻，随各省见在情形斟酌办理。”
也就是说，矿税的具体征收办法，主要是由朝廷和地方一同来商定的，而且除按税率缴税外，剩余产品中的相当部分还要“发价官收”，而官价通常是低于市场价格的，这就意味着矿民实际上又向朝廷出让了一部分矿利。这样朝廷的矿税税率是显然大于十分之二的，这点朱载坖也是很清楚的，对于矿产，不科以重税，他们的势力会急剧膨胀的。
同时这里面还有朝廷和地方的角力，现在各地方纷纷向朝廷抱怨朝廷对于财权的控制太强，地方困顿，户部认为朝廷本就应该掌握财权，让地方财权过大，本就不是什么好事。但是现实情况是地方也确实需要一些财权，来保证地方官府的运营和地方的建设，如关税、盐税等赋税，是全部属于朝廷的，地方丝毫不能染指，而田赋的大头肯定也是要转运到朝廷的，所以地方所掌握的赋税确实不多。
而矿税的征缴主要责任在地方，是地方能够争取的收入，所以在地方看来，矿税是主要留在地方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税额的问题，地方官肩负着如额完成生产与征税的任务，如果矿税定额过高，不但征收艰难，而且商人负担过重，势必影响生产任务完成，拖累地方官考成不过关。所以从地方官的角度来看，矿税的税额肯定是越低越好，这样不仅容易完成任务，而且也考成业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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