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反感，他在给朱载坖的奏疏中说道：“此致讼之由有三：一种倔强之徒，见理不明，好刚斗胜，略有小事，以出头告状为才能，以熟识衙门为体面，此由情性之乖戾也。一种贪恶之人，意想诈人遇事生风，讦私扬短，未告则放风熏吓，已告则使党圈和，不遂其欲，叠告无已。此地方之喇唬也。更有一种教唆讼棍，心实虎狼，迹同鬼蜮，原无恒业，专哄平人告状。讼端既兴，则连用笔锋，播弄诡计，代为打点。愚者落局倾财，彼则暗中分扣。又多首鼠两端，原被俱收掌股，甚至鸠众公举，匿名揭告，谋代调停，撞吓大钱。迨词虚伏法，罪坐出名之人，而彼乃居然事外，有利无累。此等狡黠真不可一日容于盛世。”
劳堪请求朱载坖下达严旨，饬禁刁讼并访拿讼棍，严禁刁讼以安民生，朱载坖没有立即回复此事，而是和东南的官员们商量此事，朱载坖当然知道这些讼棍的害处，但是他们毕竟是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轻易予以罢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