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划分方案中，长芦运司和山东运司都获得了较多的支持。对于河东盐运司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尤其是申时行作为内阁辅臣，首先就出来说道：“陛下，开、归改行芦盐，前时建议者甚众。已尝行文河南、山东抚按，皆以为便益。独河东持不肯从议，复中寝。适中州以岁荒民困，甚苦解盐，故而议行长芦、山东之盐。然其未尽事宜，亦已行河东酌议，原为国计民情，非有偏主也。无朝更夕改之理。天下事非一家私议，公平意处之，可也。”
申时行的看法很简单，就是揪住河东解盐减产一事，想方设法的减少解盐的行盐区域，借此打击晋党的重要京畿支柱，对于申时行的咄咄逼人，张四维等人也丝毫不怯场，他们的坚持要保证河东盐运司的行盐地域，保证解盐的行销，同时指出解盐的行销和军储、九边干系甚大，孰轻孰重，需要朱载坖来决策。
而余有丁等人则是指出，不管解盐为朝廷军储作出了多大的贡献，但是现在减产确实是事实吧，总不能牺牲百姓的利益吧？而且山西的抚按官员都同意在减少解盐盐税的情况下压缩解盐的行销区域，河东盐运司的坚持是没有道理的，至于说什么日后解池恢复生产，那是日后的事情，随事通变，因时补救即可。
新任大学士王锡爵也认为，河南民贫而解商富，恤富不如恤贫，朝廷要多考虑河南百姓的情况，王锡爵说道：“陛下，国家之政，惟盐策转运为最巨。开封、归德原系山东行盐地方，所至成化间始改隶山西河东。其盐价岁费三十余万而盐味苦恶，商人复杂以硝磏，故民弃置不用，又倍价买山东、长芦之盐食之，而鬻贩私行，昼夜操戈，虞有不测。此位眼下最要紧之事，他皆非要紧事也！”
王锡爵认为，要是再不改变河南的盐法，到时候私盐泛滥，国课亏损，甚至引发民变等大问题，对于朝廷来说就是得不偿失了。
这点确实是朱载坖所担心的问题，尽管解盐确实在开中一事上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直道的修通，大明的军储运输能力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本需要开中的军储，现在除了一些偏远地方之外，很多都可以直接由朝廷组织运输或者招募商人运输，开中的重要性已经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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