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坤的话，像一把匕首，精准地刺向他内心深处的顾虑——对县委书记的位置，不想那是假的，到了这个位置的人，已经看到了希望，谁不想再进一步那。但刘超英也是从县城摸爬滚打上来的人，对身后名的担忧，对东洪复杂人际关系的畏惧，以及对“逼死老同志”可能引发的政治风暴的恐惧，这是现实存在的。
刘超英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在胡延坤带着死志的目光下，所有冠冕堂皇的官话都堵在了喉咙里。他第一次在这个垂暮的老同志面前，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一丝……难以言喻的心悸。但这话从要接，刘超英道：“延坤主席，您那，我看是言重了，县委政府和朝阳县长从来没有说过要一棍子打死不给大家机会嘛。县长说了，该退钱要退钱，延坤主席，退钱的事，您总要支持嘛。”
刘超英那句“该退钱要退钱”像一根冰冷的针，精准地刺破了胡延坤精心构筑的悲情与威胁。房间里炉火正旺，胡延坤却感觉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窜上来。他明白，刘超英这是在逼他摊牌，也是在给他一个看似体面实则残酷的台阶下——用钱，来买儿子一条可能的生路，或者说，买一个切割罪责、相对体面的结局。
胡延坤脸上的悲怆和决绝瞬间凝固，随即化为一种深沉的疲惫和认命般的颓然。他靠在沙发背上，仿佛被抽走了最后一丝力气，声音嘶哑而干涩：“好……超英……退钱……我明白。只要……只要县里能说话算话，退了钱，不再追究玉生其他的……其他的事情，我……我可以支持。”
他艰难地吐出“支持”两个字，每一个字都像有千斤重。这意味着他不仅要放弃抵抗，还要亲手将儿子这些年非法敛聚的财富吐出来，甚至可能还要搭上自己的积蓄去填补窟窿。这无异于剜心割肉，但为了儿子，他别无选择。
刘超英脸上的凝重稍缓，但眼神依旧锐利，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审慎：“延坤主席，您能这么想，就对了。县里也不是不讲道理，更不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只要问题能解决，矛盾能化解，过去的事，可以向前看。但是……”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肃而具体：“现在难点在于两笔钱。第一笔，是当初玉生经手，从石油公司账上划出去的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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