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靠工作组被动应付。
我拿起桌上的黑色电话机：“通知刘超英常务、焦杨部长、曹伟兵副县长，还有政府办、劳动人事局、财政局、计委和工业局的主要负责同志，下午三点……不，两点半！两点半在县委小会议室召开石油公司职工划转及超编问题处置专题会！要求所有涉及单位一把手必须到场，准备好相关材料和初步意见！议题就是研究如何依法依规、平稳有序推进划转，妥善解决超编人员清退及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涉及‘安置费’的诉求处置原则！”
放下电话，我深吸一口气。风暴的中心已经从工作组转移到了胡延坤的办公室门口，甚至可能就在那扇紧闭的门内。稳住胡延坤，稳住工人，压住田利民，再通过专题会形成制度性解决方案，一环扣一环，一步都不能错！
我坐回椅子上，落座之后，略作思考就拿起笔在本子上做了记录，写下了劳动人事局的几个字。接着倒起笔在桌子上敲了敲，心里暗道：“以前总觉得县里国有企业体量小，劳动人事局是清水衙门，这次石油公司违规进人，劳动人事局必然是全程参与，不然不可能这么顺利，就拿到了这么多的招工指标。想到这里，我不敢往深处想了，刘超英常务副县长可是一直抓着劳动人事局、财政局和工业局，难道没有县里领导的参与，劳动局的同志就能虚开这么多的指标？
办公室内凝重的气氛并未因杨伯君和廖文波的离开而缓解。我想着下午开会要梳理的重点内容，目光穿透玻璃，落在县委大院略显萧瑟的冬景上。
时间在等待中显得格外漫长。每一分钟都像在冰面上行走，脚下是未知的深渊。人恐惧的向来不是深渊本身，而是深渊背后未知的恐惧。
大约二十分钟后，办公室门被轻轻叩响。
“进。”
杨伯君推门进来，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眼神还算镇定。他反手关好门，快步走到办公桌前。
“县长，”他声音不高，语速平稳，“胡主席那边处理好了。”
我心里虽然焦急，但还是示意他坐下：“具体情况？人怎么样啊？”
“虚惊一场，但确实很险。”杨伯君坐下，身体微微前倾，“我们和文波带人赶到时，门口围了二十来个工人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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