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严厅长，难道就一点不考虑实际情况吗？不考虑田嘉明同志的个人贡献？抗洪抢险，那是实打实的功劳，总不能一棒子打死吧？”
李叔在电话里的声音带着明显的苦涩：“我沟通过，提了几句田嘉明的功劳和当时的特殊情况。但严厅长的态度非常明确，调查组的职责非常单纯，就是依据线索和证据，把‘给子弹’和‘隐瞒’这两件事的事实本身调查清楚，形成客观、中立的报告。至于后续怎么处理，如何权衡功过，那是省里面领导基于报告进行决策的事，他们不负责，因此也不会在调查阶段啊，听我们准备的任何关于田嘉明的材料，避免先入为主。之前让水利局连心局长紧急准备的那些表彰材料、新闻报道汇编，厚厚一摞，现在看来，恐怕是连送出去的机会都没有了。”
至此，我心里彻底明白了。这件事，倒不像是省里面某些力量要刻意针对东原市，或者针对田嘉明个人。更可能的是，那份《法制观察报》，引起了上面真正的重视，省里力求一个水落石出、不容含糊的真相，所以才派了这么一位六亲不认、只认规矩的“黑脸包公”下来。
在这种绝对的程序正义和纪律刚性面前，所有基于人情、功绩、地方稳定乃至政治平衡的考虑，都显得有些“小儿科”了。
我说：“李叔，我还是想再给二哥晓勇打个电话，让他无论如何，再想想办法。就算严厅长那里针插不进，也可以通过公安厅的其他领导哪怕只是让调查组在写报告时，笔锋能稍微缓和一点点，或许就能为后续的处理留下一点空间。”
李叔在那边沉吟了片刻。“嗯，”他终于开口，“你试一试吧，于书记对这件事非常、非常在乎就怕往深里调查啊。”
我心中一凛，握紧了话筒：“李叔，您的意思是？”
“往深里调查，”李叔一字一顿地说，“就必然会牵扯到于书记当初那个泄洪的决定。当时，基于历史水文数据和当时的紧急汛情，于书记决定在东洪县的低洼地带进行泄洪，保全下游重点城镇。从现在的结果看，那个决定可能显得有些……武断。作为市委书记，他要在瞬间做出取舍，手心手背都是肉，那种压力，咱们难以想象。可是，如果把所有事情都搅和在一起，问题就复杂了。田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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