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初夏，中央外事事务办公室的办公区里，阳光透过玻璃窗在顾从卿的案头铺开一片亮堂。墙上新换的标牌“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几个字笔锋沉稳，旁边挂着的《中央外事工作职能配置方案》上，“统筹协调”“战略谋划”等关键词被红笔圈了又圈——这是机构调整后新增的核心职责，与他案头那本磨掉边角的《外事工作纪要》形成了新旧交替的呼应。
“顾主任，”综合协调局的小王抱着一摞文件进来，声音比平时更谨慎些，“这是近期涉及香港参与国际海事组织会议的请示，按新流程需经咱们统筹后报中央审定。”
顾从卿接过文件，翻到“参会层级”那页，指尖在“香港特区代表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这句话上停了停：“在‘身份’后补注‘接受中央代表团协调’，把权责边界标清楚。”他抬手指了指墙上的职能示意图，“你看，咱们现在的角色，既要给特区留出依法办事的空间，更要把好国家主权这道关。去告诉港澳事务协调处，把近三年香港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案例整理出来，形成规范指引，以后按这个口径来。”
正说着，外交部亚洲司的老同事打来电话，谈及即将举行的中越边界谈判：“从卿，这次谈判涉及跨境民族事务，按新机制该你们牵头统筹吧？”
“没错，我们昨天刚和国家民委、公安部碰了头，”顾从卿起身从文件柜里抽出一份蓝色封皮的方案，“已形成‘外交谈判+国内协调’的双轨预案，你们负责外方沟通，我们来统筹国内相关省份和部门的衔接。”他顿了顿，补充道，“对了，方案里专门加了‘香港、澳门特区利益关切’章节，毕竟跨境贸易也牵涉两地商户，得一并考虑进去。”
中午在食堂吃饭，邻桌几个年轻干部正议论新机构的工作节奏。顾从卿端着餐盘走过去，在他们旁边坐下：“别觉得‘统筹’就是开会画圈，上周香港贸发局想办的‘一带一路’东南亚推介会，咱们协调商务部、海关总署打通了签证和物流的堵点，这才是统筹的意义——让各个部门的力往一处使。”
一个年轻干部忍不住问：“主任，以前外事办更侧重执行，现在强调战略谋划，咱们该怎么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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