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违反国家主权与安全’。”
正说着，外交部欧洲司的电话打了进来，是关于英国新任驻港总领事的到任安排。“他们希望下周举行非正式会面，地点定在英方机构，”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试探，“对方说想延续过去的‘惯例’。”
顾从卿放下笔，语气平稳却不容置疑：“告诉他们，会面地点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总部，按‘中央政府授权的地方外事活动’规格安排，我方由香港中联办分管外事的同志陪同。‘惯例’只适用于过去，现在该建立新的对接机制了。”
挂了电话，他翻开《香港特别行政区外事工作手册（试行版）》，这是交接仪式后连夜组织团队编写的，里面详细列明了外国机构与特区政府、中央政府的对接流程。他在“领事特权与豁免”章节旁批注：“需补充‘对等原则’条款，参照内地与各国的领事协定，确保权利与义务对等，绝不能搞特殊化。”
下午，香港中联办的视频会议接通了，屏幕上出现了几位特区政府的外事官员。“顾主任，昨天有个东南亚国家的商务代表团想直接与特区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涉及税收优惠政策，我们拿不准是否需要上报中央。”一位官员问道。
顾从卿调出《香港外事权限清单》，指着其中一条解释：“经济领域的合作协议，特区政府可自主签署，但涉及税收优惠额度超过年度预算15%的，需报财政部和商务部备案。你们看这条细则，里面有明确的量化标准，按这个执行就行。”他顿了顿，补充道，“下周我会派个工作组过去，带着细则逐条解读，确保每个环节都衔接顺畅。”
会议结束时，对方忽然说：“顾主任，香港市民都在传，说交接仪式那天，您在后台盯着升旗手练了二十多遍步幅。”
顾从卿笑了笑：“不是我盯着，是亿万双眼睛盯着。现在轮到你们接手，更要事事细致——外事工作无小事，每一个签字、每一次握手，都代表着国家形象。”
傍晚，他整理文件时，发现压在最底下的是一张泛黄的谈判记录复印件，那是1985年他第一次独立起草的谈判纪要，上面有老领导用红笔改的密密麻麻的批注，最后一句是“站稳立场，灵活处置”。他忽然觉得，这八个字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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