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的同志点头附和：“我们已经草拟了《涉港司法协助流程规范》，明确了‘中央统筹、特区执行’的原则，下午就能发给英方。”
轮到美国商会的申请时，顾从卿翻到“建议允许外资独资经营电信业务”一条，眉头微蹙：“电信涉及国家安全，必须按《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执行，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让商务部把相关条款摘出来，附上内地同类企业的审批案例，给商会发过去——告诉他们，一视同仁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散会时已近黄昏，他刚走出会议室，就被香江特区政府外事局的电话拦住。“顾主任，新加坡想在香江设立‘文化交流中心’，但他们的章程里提到‘享有部分外交豁免权’，这……”
“让他们修改章程，”顾从卿语气干脆，“文化机构不是外交使团，不能享有豁免权。可以参照北京、上海的外国文化中心模式，由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监管，我们会协调文旅部提供支持，但规矩不能破。”
他顿了顿，补充道，“明天让特区的同事把修改后的章程发过来，我让法律组再把把关。”
回到办公室，台灯下的《香港外事工作手册》又添了几页批注。他想起上周去香港调研时，在维多利亚港看到的景象：挂着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的船只来来往往，外国邮轮的甲板上，游客举着相机拍摄“中国香港”的标识。那一刻，他忽然觉得，所有的繁琐与争执，都有了最实在的意义。
深夜，王秘书送来一份紧急文件：欧盟驻港办事处提交了“参与香港教育合作项目”的申请，其中涉及教材编写指导。顾从卿逐字看完，在“教材内容需经特区教育局审核”旁画了着重号，又提笔补了一句：“任何合作不得涉及国家主权教育，历史、地理等学科教材，必须符合国家统一标准。”
窗外的月光透过百叶窗，在文件上投下细碎的光影。他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想起父亲那枚刻着“1949”的怀表——当年父亲参与接管北平的外事事务，面对的是百废待兴的局面；如今自己接手香港的外事衔接，面对的是复杂的国际环境，两代人虽时代不同，却做着同一件事：让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在每一个涉外细节里落地生根。
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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