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个时期的度量衡计算，约合两万七千两。为了便于使用，执委会还将其中一部分白银提前制成了银锭和碎银。
这次出行，执委会给行动队特别批下了三千两白银作为行动资金，这个数目在经济专家施耐德看来简直就是大炮打蚊子一般不切实际。这个时候的银两还保有比较强的购买力，一两银子就可买到大米二石，这近两百公斤的大米换到后世，其价值比明朝增加了足足有七八倍之多。施耐德穿越前就曾开玩笑说，反正虫洞只有时间限制没有使用次数的限制，只要一直用虫洞在两个时空来回倒腾大米和白银，赚钱的速度可要比用外贸订单骗短期贷款快多了。执委会不是没有对这个提议心动过，但考虑到频繁的大宗粮食买卖必定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最终还是没有采纳这个赚快钱的办法。
此时大明朝官员的法定工资也并不高，以崖州为例，文官系统一把手是知州，从五品官员，月俸十四石，折算下来法定年薪还不到百两银子，二把手州同知就只有八石的月俸。而在武官系统中，如果罗升东有幸升了把总，一年的军饷也不到五十两银子，这还是在上级无贪墨无拖欠的情况之下能到手的数目。像崖州这么偏僻的地方，社会经济水平有限，三千两银子放到市面上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不管是用来交易还是给罗升东的上司行贿，这数目都远远超出了需要。说句不好听的话，罗升东要是知道这支队伍带了三千两银子，搞不好一回崖州就会直接翻脸，带着兵来抢这笔银子。
明代官员的俸禄之低，在历朝历代中都算是一个极致。《明史》中有记载，当初海瑞在浙江淳安当县令的时候，曾因为母亲过生日买了两斤肉，竟被浙江官场传为一时奇谈，这固然见证了海瑞的清廉，但也可由此窥见当时基层官员的生活窘迫程度。张居正在家乡盖房的时候，明神宗赐银千两，时人却称“其数已太多”，皇帝对朝廷重臣的赏赐也就这水平了。明太祖定下了超低水准的官员待遇，也就难怪他虽然想出了“剥皮实草”的狠招来防止官员贪墨，却仍然无法阻止整个官僚系统的逐渐腐坏。
信产部也有一个公派名额，蒙贺本来打算让刘卓去，但这个名额最后还是被女记者罗舞丹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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